第三九一章 司法独立与分权制衡 (第1/2页)
　　
　　朱简烜挂掉电话之后，就叫来值守的大学士和枢密使，按照自己的意思拟定几份圣旨，把刚才给大儿子的承诺落实下来。
　　
　　然后再次考虑刚才儿子最后的那份建议。
　　
　　在省级衙门拆分提刑按察使司，在府州县衙门设立专管刑狱的官员，按照前世的现代说法似乎就是“司法独立”。
　　
　　大明现在的司法体系是不独立的，但是以前搞过。
　　
　　大约是崇祯中后期的时候，在大明朝廷的直辖区域内，曾经尝试过搞司法独立。
　　
　　按照朱简烜的判断，崇祯去搞司法独立的尝试，应该是受近后世西方文化的影响，理所当然的做出的选择。
　　
　　并不是根据神洲本土的现实情况做的改革，所以最终也事实上完全失败了。
　　
　　欧洲的司法独立是在权力斗争中产生的。
　　
　　是欧洲的宗教、国王、领主三头统治，加上工商业群体夹杂其中导致的结果。
　　
　　宗教法庭夺取世俗领主的权力，国王派遣法庭夺取地方领主的权力，城市的行业协会夺取封建领主的权力。
　　
　　中世纪的欧洲，地方上的封建领主权力极大，本质上就是一个个的真正的土皇帝。
　　
　　他们天然拥有包括死刑判决和批准权在内的一切权力。
　　
　　教会、国王、自治城市，都想方设法的从领主手中夺取权力，他们都有着强烈而又持久的动力去做这件事情。
　　
　　这些人不会特别在意司法独立的成本。
　　
　　同时欧洲的地方基层管理，本来就是封建领主自己的权力和职责，教会和国王不但不会给他们发俸禄，反而还要收取税金。
　　
　　自治城市工会也只会为自己获得的权力支付报酬和税金。
　　
　　欧洲的立法权独立，也就是近现代议会的形成，也是工商业群体向国王夺权的结果。
　　
　　所以欧洲的立法机构、司法机构，都天然的与行政机构互相对立。
　　
　　因为行政机构是国王和领主权力剩余部分的延伸，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都是反抗者夺走的那部分。
　　
　　欧洲国王是通过夺权完成中央集权的。
　　
　　神洲古典时代没有类似欧洲的特殊环境，本来所有权力就默认都是属于皇帝和朝廷的。
　　
　　皇帝皇朝廷还要给所有的官员发俸禄。
　　
　　就算是有人意识到司法独立的好处，到底要不要实施的时候也会重点考虑成本问题。
　　
　　一旦有其他的更重要的事情，就很容易放弃这种没有强烈需求的改革。
　　
　　相比于欧洲的教会、国王、领主、工会的四方角力，神洲古典时代的权力争夺更多的体现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上。
　　
　　神洲古典时代早期，地方主政官员的权力极大，除了军事之外的其他绝大部分事务都能管。
　　
　　甚至很多时候军事也能管，地方官都是真正的封疆大吏。
　　
　　州、郡、府、县这种规模的行政区的资源和能量有限，主政官员就算是大权独揽也很难对中央朝廷造成太大的影响。
　　
　　但是神洲的省级行政区的规模太大了，已经是春秋战国时期或者欧洲的大中型国家规模了。
　　
　　一个人完全掌握一个省的资源和人力，在中央朝廷上也会有巨大的话语权，自然也最容易被皇帝和中央朝廷官员忌惮。
　　
　　汉代发现疆域太大，郡县两级区划管不过来，于是设置了刺史作为地方监督人员，最终演变成了权力巨大的州牧。
　　
　　到了隋唐时期，天下再次归于一统，皇帝为了避免州牧这种能量巨大的地方官出现，意图恢复郡县两级区划。
　　
　　但是后来发现两级区划不现实，不得不另外设置了“道”，作为监查、调查、考察机构，结果再次逐渐变成了行政机构。
　　
　　到了宋朝的时候，中央朝廷确定两级行政区划没有可行性，三级区划又容易在省级行政区形成地方割据，于是就开始在省级机构里面搞分权制衡。
　　
　　宋朝围绕“路”这个机制，陆续设置了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安抚司这四个互不统属的机构。
　　
　　转运司负责财政，提点刑狱司负责司法审判，提举常平司专管榷场事务，安抚司负责军事。
　　
　　四个机构统称四监司，他们都带有“监查”和“临时”的背景，也没有单独设立负责一路行政权的机构。
　　
　　所以宋代的“路”不能算是正式的一级行政区。
　　
　　到了明代，有了三司加上监查御史，正式落实了三级行政区划，也正式落实了省级机构分权。将地方权力完全分成了四份。
　　
　　布政使司，专管常规政务包括财政，这是最简单最基本的机构，也是宋代所没有的。
　　
　　提刑按察使司，负责刑狱和地方监督，监督其他的地方官员，监督水利、屯田、驿站、招兵、警备相关的工作。
　　
　　都指挥使司，负责管理地方卫所，镇守地方。
　　
　　监察御史，负责巡视地方。
　　
　　神洲的地方分权，是将地方权力做合理的拆分，是单纯的职责层面的分担和制衡。
　　
　　是中央与地方的斗争导致的，不是同级别官员内部的斗争导致的。
　　
　　同级不同类型官员之间没有直接的利益对抗关系。
　　
　　所以相同机构的地方官，会天然倾向于内部抱团，互相遮掩并欺上瞒下。
　　
　　除非是本来就有远大抱负的官员，绝大部分传统地方官僚都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
　　
　　对于其他的陌生官员的各种事情，他们会习惯性的无视甚至主动协助掩护。
　　
　　为了压制和规避这种倾向，神洲历代王朝想尽了各种办法。
　　
　　单就制度方面而言，首先是最基本的流官制度，避免官员在一地扎根抱团。
　　
　　然后是各种监督制度，从中央直接派遣官员去地方巡视，或者派遣中央官员临时镇守地方。
　　
　　最后是分权制衡，在同一级别设置不同类型的衙门，分管相近甚至相同的职责，互相监督掣肘制衡。
　　
　　但是制度的复杂化，通常意味着效率低下与成本高昂，必须在廉洁、可靠、廉价、效率等重要因素之间折中。
　　
　　所以全面的分权只在省级行政区实施，府州县等基层机构仍然是主官独揽大权，佐贰官对主官的限制能力相对有限。
　　
　　崇祯当时将处理法律事务的职责，从地方的的主政官员身上剥离，设立一个专门负责司法的官员。
　　
　　在三司层面，将提刑按察使司拆分成两个衙门，成立单独的提刑司掌管刑狱。
　　
　　三司下属的府、州、县衙门，也同时设立本级的提刑官。
　　
　　但是由于朝廷的财力有限，由于社会交通和通讯条件有限，由于对行政效率的拖慢等原因，当时的改造就并不彻底。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