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3章 吴三桂，你别怂；王大头，性本善（求订阅，求月票） (第2/2页)
吴应麒赶紧闭嘴不言语了——现在云南这边已经有人在嚼舌头了，说他是什么“吴世民”.
吴国贵道：“父王，咱们兵多粮少，兵锋难以持久，一旦开战，就必须迅速进军，扩大地盘。孩儿建议可以分兵两路，同时进攻四川和湖广！”
“主攻摆在哪里合适？”吴三桂问。
吴国贵说：“岳乐在哪里，主攻就摆在哪里！”
吴三桂重重点了下头，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好！就这么办！岳乐是硕果仅存的满洲宿将”他又捏了捏拳头，咬着牙说：“只要能打败他，以后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吴三桂下决心要克服自己的晚期怂病，准备和大清入关一代最后的宿将岳乐大战一场的时候，把他一步步设计到如今这种想当一个拥兵自重的忠臣而不得的罪魁祸首王忠孝，正和周昌、王士元、王忠义一块儿在这浙东一带寻找“证人”！
不过他要找的“证人”不是帮着他陷害奸佞的证人，而是“证人书院”的“证人”！
所谓的“证人书院”，也不是专门培养证人的学校，而是“证得人性”的意思。创立这所书院的是明末大儒刘宗周，宗周之学以慎独为宗，是专门研究怎么当道德君子的，并且以为人性本善，生来具有仁义礼智之德，儒者只要清楚地证得人性，时时保持之，即是慎独功夫，即可至于圣贤。
而这套“证得人性”的学问在被刘宗周和其他一批浙东儒者研究了许多后，终于被证明是错的因为这世上既有“性本善”的人，也不做人的人！当性本善遇到不做人，那可就要没人做了！
所以那位一生追求慎独学问的蕺山先生刘宗周，最后只能以绝食殉国来证明自己的道德，但同时也证得了靠慎独是当不了大善人的真理.
而在刘宗周死后，他所创立的证人书院一度停办，直到两三年前才被另一个明末清初的大儒黄宗羲重新支楞起来了。
重新开张的证人书院的主要活动地点不再是绍兴府了，而是迁到了隔壁的宁波府，其主要活动地点在宁波大地主万家的一处别院当中，因而称为甬上证人书院。
而王忠孝这一次借着搜捕鳌拜和天地会党羽的名义离开苏州溜达到宁波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找到甬上证人书院，从那里请一批儒者去广东肇庆府开办维新学堂。
根据王忠孝的规划，天地会的革命不能只在底层闹分田地，也得有针对中上层的真道理和新学问，同时还需要培养军事和技术骨干。而且即便是搞均田，也要尽可能争取一部分儒家士大夫的支持——毕竟均田制也不是彻底平分，而是一种利用土地分配为手段进行军事动员的体制。
儒家士大夫如果想要多占一点土地，那就去从军打仗攒军功吧！
而广东维新学堂就是用来争取一部分儒家士大夫的工具。
所以此时此刻，宁波鄞县城外万氏庄园内的甬上证人书院就迎来了一群携带着刀剑、火枪、《天下为公论》和《天朝田亩制度》的“大善人”。
已经上了年纪，长得相当消瘦，穿着一件灰布袍子，头上套着一定灰色风帽的黄宗羲本来不想出面接待这几个不速之客，但当他看到了《天下为公论》和《天朝田亩制度》的全文，马上就知道坏事儿了——这是有人拿着他写了传给后人的《明夷待访录》搞事啊！
黄宗羲是个思想家，但他不是革命家.他就是想一下，反思一下，然后悄眯眯写几本反书留给后世的“明君”，并没有想用这本《明夷待访录》去和大清朝对抗。
可没想到却有人拿着他的半本《明夷待访录》改了个《天下为公论》的名儿去搞事儿了，更有甚者.这伙人抄书也不抄全本，而是抄了一半，还把其中的“田制”改成了“原田”，然后又在“原田”的基础上写出了《天朝田亩制度》！
而经过了这两番改写之后，《明夷待访录》里面的造反精神已经被加强到了最大，从而变成了造反纲领了！
这天下.怕是要大乱了！
这大明.搞不好要回来了！
想到这里，黄宗羲脸上就是好一阵阴晴不定——害怕啊！
他倒不是怕天下大乱，而是他被几个清朝官员拿着和他有关系的反书堵在自家书院里了这是要“成圣”了吗？
“梨洲先生！”黄宗羲正害怕的时候，王忠孝已经一脸随和地开口了，“这两本反书最近在江苏境内广为流传不知先生在浙江这里有没有看到过？”
“没有，没有。”黄宗羲赶紧摇头，“实不相瞒，老夫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文章。”
唔，这个不是《明夷待访录》，而是《天下为公论》和《天朝田亩制度》，是不一样的！
“哦，那写得怎么样？”王忠孝笑着道，“梨洲先生，我读书少，看不大懂前头那些什么‘原君’、‘原臣’的就觉得最后边的‘原田’不错，《天朝田亩制度》也挺好的，还有那首《大同歌》也不错！您老人家觉得怎么样？这个回头皇上问我，我该怎么回答？”
什么？不是来逮我的？黄宗羲心里一阵轻松，不过也不敢完全放松，“王侍卫，您那么老远来宁波，就是为了问这些？”
“不是，”王忠孝说，“晚辈来证人书院，是为了替家父寻几个精通儒学的先生去广东办维新书院家父非常仰慕蕺山先生得证人性的学问，家父也觉得他自己的人性也本善的，所以就想学习证人之道！”
什么？活吕布王辅臣的人性是本善的？这不可能啊！黄宗羲心道：看来我老师的学问还是有欠缺的.人性本善是对的，但不是每个人都有人性！没有人性的人，哪还有什么本善？
学问又有了一些长进的黄宗羲问：“王侍卫，您说的唯心书院的‘唯心’二字是不是取自《华严经》的‘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不是这个唯心，”王忠孝笑道，“能借笔墨一用吗？”
黄宗羲回头对身边一个国字脸，大额头的三十来岁胖子说：“季野，给王侍卫拿笔墨纸张。”
“是，老师。”
这胖子很快给王忠孝拿来了一张宣纸和一支蘸了墨汁的毛笔，王忠孝拿起毛笔就在纸上写下了“维新书院”、“维新学会”、“维新变法”这几行字。
看见王忠孝的这一笔字儿，这胖子就露出了讶异的表情——王辅臣的儿子看来是有一点学问的。
“维新学会？”黄宗羲看着学生递来的纸，有些好奇地问，“这个学会是搞什么学问的？”
“搞新儒学的！”王忠孝说，“家父和靖南王世子、平南王世子、定南格格他们常常在一起探讨儒学，他们都觉得蕺山先生的学问很高明，他们也觉得自己心善，所以就想在两广福建成立一个维新学会，开办一些维新书院，一方面传授蕺山先生的证人之道；一方面再聘请一些绍兴师爷传授刑名、钱谷、文牍、水利、营造之学。
将来，维新书院教育出来的人才，就既有为天下、为生民的善心，又能有治世济民的才干这样不比那些只知道读四书五经应考，考上之后除了贪钱便百无一用的读书人强？”
(本章完)